查阜西。资料图。

漫长的十八天

1953年6月29日，查阜西（1895-1976）写下《几个琴人的情况》。说是“几个”，实为11人，名单是刚刚开始筹建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24日发出的47号函里指定的，作为决定聘为通信研究员与特约演奏员的参考。显而易见的是，在新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蓝图里，古琴从一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作为重要工作方向。对大半生为古琴奔走，以图“振蔽起废”的查阜西来说，他太清楚这项工作的紧迫性了，甚至可以说惨痛犹新。相当一部分琴人，与旧政权、旧阶层关系极其密切，进入新社会，阵痛难免。三年前，他的好友、四川琴人裴铁侠（1884-1950）与妻子一同赴死，便震惊一时。他介绍的这11人中，出身于旧时代的政、军界者就有五位，其中生活明确发生困难的占其四，措辞的角度与分寸，他显然煞费思量：对徐元白（1893-1957），强调他是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旧部；对顾梅羹，强调他兼备演奏与理论水平，但与自己私交已接近于无，那么称赞显然不是出于私心；对招鉴芬，强调他从抗战时期退休起“早已十分贫困”，可见不是既得利益者；对徐芝孙，强调他只是国民政府陆军大学讲授战史的教授，抗日以后赋闲，如此就没在解放战争中对抗人民军队。这一切，都是非深知形势者不能言的。

就在写这份材料之前的4月，查阜西去杭州看过老友徐元白，所以很清楚徐的近况：

解放后益贫困，其屋租与公家，租金仅敷完税。今年四月余往访，据云，三年来恃出售收藏及依子媳度日，今已不能维持。（《查阜西琴学文萃》第26页，略改错字及标点）

断绝了经济来源，徐元白夫妇“恃出售收藏及依子媳度日”，4月“已不能维持”，近乎弹尽粮绝了。

2006年开始，一些徐元白的书札与诗笺在网上出现，都是写给一位在上海的“炳炜老棣”的，吸引了许多仰慕前贤的琴友去买。书贾陆陆续续卖了好几年才歇手，其间还有琴友私下大量选购，所以这一批徐元白书札、诗笺的体量应该很可观，足够出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这批文献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正可与查阜西所言互相印证、补充，如“仆山居高不胜寒，已全部租与军事机关应用，自己租赁清波门勾山里十号小屋居住”（三月五日），“我的生机全赖山房租金维持。今年房客租账，除去代为修理之费418万馀元，并要缴纳房地产税三百万元，以故倒贴出去一百馀万元。我两老夫妇无他进款，待死而已”（七月廿九日），遗憾之余，更令人唏嘘。

徐元白致林炳炜书札第一页。作者自藏。

徐元白致林炳炜书札第二页。作者自藏。

那几年里，我只买下了一通书札（二叶），权作纪念。这一通内容是：

炳炜老棣台前：复你一书并诗，谅已收到。西湖好景，不来一游，实太可惜。兹有猀猁皮统一件及金钱豹皮一对，因为琴弟叶铭佩之弟来杭看我，我亦因经济缺乏，值他回沪之便，托他带去代售。兹定售价沙利（猀猁）统五十万元，豹一对亦五十万元。如海上皮价难售，至低价八折售去，以应年关生活费开支。如铭佩无假（暇）代办，拟烦老棣为我计划托人售去如何？我近来《发明弦度取音法》已在付印中，印就拟应京方友人之请，一部分寄北京，一部寄沪诸友请教也。此颂，前进。元白，十二月七日。

《发明弦度取音法》即徐元白《天风琴谱摘钞》中的《徐元白弦度分段取音诀》《弦度分段取音述略》等论述，“京方友人”即查阜西。此函但书月日而不具年，据《天风琴谱摘钞》中《原泊先生发明弦度分段取音法纪念》之图有“癸巳初冬”款，可知为1953年。这是查阜西写琴人介绍的五个月之后，看来徐元白的收藏已然售罄，此刻竟然开始出售日常实用的“奢侈品”了，窘迫如此，岂不可哀。所谓50万元，数目巨大，按币制兑换，其实不过是后来的50元，八折即40元，庶几相当于当时普通工人的一月之供罢了。

八年前，我与上海图书馆合作编纂《上海图书馆藏古琴文献珍萃·稿钞校本》，收录了一些在书库中积存半个世纪未见天日的古琴文献，其中有一部《天风琴谱摘钞》，卷首墨书题“炳炜老棣台审政。徐元白赠”，下钤“徐元白印”朱文方印；卷尾黏贴着一通书札，也是徐元白的亲笔：

炳炜我[棣]：《发明弦度取音法》初稿，前接北京乐院友人来函，谓在国际有地位之作，故将翻印出来。因为经济支绌，先付油印，将来连同我其他著作，再行铅印，或许由公家代印，亦未可知也。兹寄两本，一本请转树南。所托代售之件，望为费心。若嫌价昂，即请老棣主张廉价让去可也。因为我近日穷极无聊，需要生活救济。明年春上，或有出路，亦未可知。祈见覆。元白，十二月廿五日。

内容正与我所得的那一通相接：《发明弦度取音法》已印出，“兹寄两本”；“所托代售之件，望为费心”，时在上一通的18天后。这短短18天，徐元白显然过得很漫长。他做过军需官，经手巨万，他相交无白丁，惯看风雅，对晚辈说出“需要生活救济”，真的已是别无他途。

“炳炜”何许人，当时不得而知,但他的藏书出现在这批十年浩劫期间入库的书堆中，暗示着他的人生道路绝不平坦。

宁波才子林绍煌

曾就“炳炜”向徐元白家属及其得意弟子姚丙炎（1921-1983）家属请教，均未得其详。就有限的信息来看，“老棣”是长辈对晚辈的称呼。网上出现的一些书札里，徐元白夸他“诗学大有进步，有情有境，确是出乎性灵”（7月29日），并录诗相赠。若说他是徐元白的晚辈诗友，或许近之。曾经出现过一个诗卷，首为徐元白《代简答杨媛》，次为胡桂庚《和元白师韵赠杨媛兼答炳炜兄》、林绍煌《和元白老师简杨媛诗步韵》，后者款为“戊子秋炳炜林绍煌未是草”，可知“炳炜”是林绍煌的字。徐元白找他处理日常实用的“奢侈品”，可见他所处的圈子购买力较强。

不过，多年来也就止步于此。

近读刘衍文先生《马一浮与熊十力》一文，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犹忆“文革”前友人宁波才子林炳炜引见其表弟郑道南，至其家观古玩，虽真伪莫辨，亦可谓眼界大开。时得见湛翁墨迹特多，殊以为异。（《寄庐梦痕：刘衍文学术思想辨踪》，钱汉东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0月，第108页）

看到这里，当即断定，这位“宁波才子林炳炜”，便是与徐元白通信、唱和的上海林绍煌。让我立刻做出判断的主要依据，便是此处提到的“湛翁”（马一浮）及林炳炜表弟郑道南。

马一浮与徐元白往还颇多，又出现在林炳炜、郑道南的交游圈内；而徐元白有一位宁波籍的古琴弟子郑树南（1915－1982），从名字上看，显然是郑道南的兄弟或堂兄弟。如此说来，林炳炜与郑树南应该也是表亲，他们之间联系密切，毫不足奇。所以徐元白给林炳炜寄《发明弦度取音法》（《天风琴谱摘钞》），才会说“兹寄两本，一本请转树南”。网上流散出的书札和诗笺中，亦不乏多次提及郑树南。

油印本《天风琴谱摘钞》中的《弦度分段取音述略》。

与刘衍文先生的哲嗣刘永翔先生说起林炳炜，得答复云：“林公生前常来我家，记得其舅似是李康年。”又示我以大作《蓬远楼诗话》“家君贺钱崇威答廉建中诗”一则云：“一九六四年，旧历甲辰，诸老欲为钱自严（崇威）先生设重赴琼林宴。……群委诗人廉公建中主其事，广征贺诗焉。其友林公炳炜，家君丁酉大狱难友也，以家君能诗告，遂亦征及，乃作七律四章以作颂祷。”刘先生的答复，为考察林炳炜的生平点明了方向。

李康年（1898—1964），宁波人，企业家。“九一八”事变后，致力于推广国货，实业救国。1932年创办上海中国国货公司，1952年夏停业；他创办的三家轻工业公司萃众、鸿兴、中国钟厂也于1954年公私合营。1957年初，他提出在刚刚完成的全国工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偿付七年占股本5%的定息总额未达到全部赎买私人生产资料的标准，要求延长赎买期至二十年，并将定息名称改为由银行发行的赎买存单。这些建议不久便掀起轩然大波，使他成为全国工商界著名右派。

林炳炜是李康年的姐姐之子。1937年李康年创办萃众毛巾厂时，自任经理，即以林炳炜为副经理。中国国货公司内设职员图书馆，林炳炜曾任图书馆常务委员会主席（《馆讯》第一卷第二期，1939年8月5日）。1957年6月7日，他曾出席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解放日报》报道：“上海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副经理林炳炜首先发言。他谈到目前资方代理人最关心的酬劳金和摘帽子问题。他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历史上利润分配的惯例说明资方代理人取得酬劳金是应该的。他说，在解放后国家法令也有明确规定，所以现在应该根据现行法令和过去成例，继续分配定息给资方代理人。林炳炜说，现在有一部分资方代理人想放弃定息摘掉资产阶级帽子，我认为不要来一个运动，可以逐步地、个别地解决。”“最后他提出资方代理人应该在工商联、民建会和一些统一战线的组织中有自己的代表。”（《解放日报》1957年6月8日）。很快，他因在民建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民讯》上发表了一篇“诬蔑‘长期共存’方针的文章”而受到批判，更作为“李康年小集团”的“主要帮凶”深陷其中。这以后二十年的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但1978年春，他曾回浙江一游，作诗多首，随后刘衍文作《次韵林公炳炜》七绝三首以和，劫后风流，不输当年。他至少活到了八十年代。晚年写了两三篇关于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和李康年的文章，还公开发表过一首词《清平乐——为告台湾同胞作》（《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10期）。

对晚年徐元白而言，林炳炜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就目前所见的这批书札来看，林炳炜很可能是晚年徐元白最大的求助对象，也是给予他最多帮助的“有力者”。徐元白于1957年春去世，他无法预知几个月后林炳炜即将大祸临头；而作为当事人的林炳炜，日子必定早已不那么好过，却仍然从经济上支持徐元白。救助老师，不足为外人道；身陷“大狱”，旁人自然也尽量不提。加之他基本在工商界与旧诗圈活动，沧海桑田之后，反而隐没在徐元白生平中，不为人知。若非这一大批书札重见天日，后人将无复知道他的风义了。

1948年初，叶名珮、徐元白、姚丙炎（左起）在杭州的合影。

叶名珮的杭州之行

那一批书札里，我独独选择1953年12月7日这一通，是因为其中提到了“琴弟叶铭佩”。叶铭佩即叶名珮（1929-2022），浙江温州人，徐元白古琴弟子，晚年定居苏州。十多年前，我常去苏州，时登闻钟苑之门，去看望她老人家，还分几次给她做过一份口述。关于徐元白，她的记忆是：

徐元白老师，可能是去今虞琴社不久就认识的。爸爸和这些古琴家们都很熟，他让我拜师，我就上去磕头，可头两年里没跟他学什么曲子。1947年的秋天，徐老师要回杭州去，问我想不想去杭州玩。我没去过，当然想。可单是我想还不行，我才18岁嘛，他又去征求我爸爸的意见。爸爸也说可以。

从上海到杭州，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了。徐老师和师母黄雪辉住在雷峰塔的边儿上，叫半角山房。白天，他们就带着我到处玩，西湖啊，杭州的其他景点啊，都玩遍了。徐老师在杭州带头组建了一个琴社，叫西湖琴社，和我们一起玩的，就有琴社里好几个人，比如郑树南，其中还有个和尚。到了晚上，就在徐老师家学琴，学了三个曲子《秋江夜泊》《静观吟》《阳关三叠》。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星期，十来天，天天都这样过，快乐极了。

有一天，徐老师说：“我带你去见你的一个师兄！”他说的人就是姚丙炎，大我七八岁。我们去了姚丙炎家，看到了他以算命为生的父亲。在他家吃了饭出来，一起到外面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还保存着，很多报纸、书都发表过它。

我和徐老师最密切的相处就这十来天，我也只学了他这三支曲子。后来我离开上海了，在外地工作，和他的交往并不多。我如果出差去上海，经过杭州，都会去看望他。1952年回上海工作后，有时候也会去杭州看他。现在我这里还有一本他送给我的油印本《天风琴谱摘抄》，上面有他写的几个字。这本书是讲古琴乐律的，里面有支徐老师写的曲子《西泠话雨》，我也没弹过。这上面我写了个日期，1954年7月13日，应该就是他送我琴谱的日子。

徐老师是1957年过世的。师母还在，我和父亲都去看她。她住在“柳浪闻莺”前面的一条弄堂里面，就是西湖琴社那个地方——到现在，这里还是西湖琴社。这时候，我才在这里认识了徐老师的儿子徐匡华。

对徐老师，我了解得很少，就像对杨子镛老师和李明德老师一样。有人问我，你那么多老师，哪个老师对你最好？我说，都好！这是真的。他们教我弹琴的时候都很诚恳，我那么认真地学琴，他们也开心，怎么会对我们不好呢！

叶名珮去杭州十多天，实际可能比她记得的时间晚两三个月。张子谦《操缦琐记》1947年12月20日：“裕德之弟结婚，午后往道贺。晤元白、树南、大密、世琴、振平、方慎庵、石焕堂，闲谈。”这里的“世琴”，即叶名珮的原名。1948年元旦：“余与振平、在平、元白、剑丞作东，邀阴法鲁君在梅龙镇晚餐。元白临时来字云赴杭，剑丞去苏，座中宾主仅四人，颇感寂寞。”2月2日：“少峰在杏花楼招宴，坐中遇元白、树南，近十时始散。”1948年最初的十多天，应该就是叶名珮赴杭之期。看她与徐元白、姚丙炎合影中三人的穿着，也像在冬天的样子。或许这几天有些暖和，又未过农历年，所以记成了1947年秋。

叶名珮从徐元白所学仅三首小曲，密切相处不足两周，但看得出，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之一。这之后不久，她就跟着张大千入川学画，直到1949年底四川解放，加入解放军文工团。1952年起，她在上海机床厂工作，只要出差杭州，便去看望徐元白，从书札中“琴弟叶铭佩之弟来杭看我”可知，偶尔也会让弟弟代劳。她对徐元白最后几年的窘迫肯定很了解，但她的家境比较清寒，前几年还少不了张大千的接济，此刻又在厂里，接触的尽是工人阶级，帮助老师处理奢侈品，显然远不及林炳炜来得更合适。（感谢刘永翔先生、祝淳翔先生、栾吟之女士对本文的支持）

严晓星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