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之水《〈读书〉十年》一书中，有一段文字，记录金克木先生谈及徐梵澄与常任侠交往的情况：
梵澄是一九四四年去的印度（此前蒋介石到印度访问，欲与之修好，答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同行者为常任侠，但二人一下飞机后便反目了。常是左倾的，徐无党无派，但决不左向，于是各奔前程。
金克木于1941年赴印度游学，对于后来者又兼友人的常、徐二人交往情形，应该有所了解，并非无根之谈。但是揆诸常任侠日记和徐梵澄的叙述，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首先，常任侠与徐梵澄赴印度讲学时间在1945年12月11日，非1944年。此行是否与蒋介石访印时允派两位教授去讲学，以达中印“修好”之目的有关，显然也有臆断成分，因当时二人赴印的主要联系人为时任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
其次，称常、徐二位因志趣相左，“一下飞机后便反目了……于是各奔前程”，不知依据为何？或是因年久导致记忆模糊的错觉？这样说来似对前辈大不敬，但以常任侠日记相关内容来印证，确实可以读出另外一种版本。
在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时的常任侠。
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常、徐二位在重庆结识，受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一起办理出国手续，并同乘飞机赴印之前的详细情形，在业已出版的常任侠日记《战云纪事》内有所记载，无须赘言。常任侠在印度时期以及1954年之后的日记，囿于种种原因，未能公布出版，就笔者目前所见，印度时期除缺失1947年内容外，其他时段内容尚有简略记载，其中就包括与在印度从事教学、研究、交往的徐梵澄、吴晓铃、金克木、巴宇、B.C.巴克基（华名施觉月）等多位中印学人的文字记载。这里不妨摘引与徐梵澄交往内容数则，用以回顾当年景况。
1945年12月12日，即常任侠、徐梵澄同机抵达印度之次日：“上午至注册局报到，并办居留证。赴中国银行领取兑来一千二百卢比。下午与梵澄至公园大街中国领事馆访陈质平，陈亦东南大学同学，略谈即出。”13日：“晨……出与梵澄购用品，并游两古董肆，价皆甚昂。”15日：“下午与梵澄雇汽车赴苏地坡参加甘地先生晚祷，灯上始返。”这说明二人下飞机后并未“反目”，而且还结伴出行，办理居留登记、购物并参加甘地晚祷活动。
1946年1月2日：“与梵澄备茶点，邀中国学院同人。”1月29日：“与徐梵澄口角，此君甚自私，许景宋文中所谓鲁迅遇到的极自私怯懦的德国留学生，即其人也。”2月22日：“金冬心端砚向徐梵澄收回。晚间与吴晓铃、金克木赴木克而济处观其所作书。”3月10日：“为梵澄借去一元（还）。”3月12日：“梵澄借去二元（还）”。这里记录了常、徐二人备茶点招待由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同人，应该有“初来此地，请多关照”的意思。在中国学院内，常任侠教授中国文化史及印度史，徐梵澄讲授中国哲学、佛教在中国以及中国历史。不久之后，二人发生口角，日记中没有交代原因，有似周氏兄弟失和时，各自的日记中不约而同地隐其原由，留待后人索解。常任侠通过索要徐梵澄借去的金冬心端砚，来表达不满。需知，这方购自战乱迁徙中冷滩的小砚，曾借给书法篆刻家杨仲子使用过，应当视为对交往极密切友人的情谊之举。常任侠嗜好藏砚，即在赴印前不久的重庆时，面对新购得的一方凤滩砚摩挲良久，爱赏不已，并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余已有七砚，一得自徽州屯溪，金星大品极可爱；二得自南昌，金星方砚，曾借与沈尹默，刻诗其上；三得自武昌一刻字人处，有篆书款识曰“百廿砚斋第二十七品”，盖为金冬心故物，端质极宜墨；四得自长沙大火前三日，瓜形银星歙石小砚，与翁大年刻何绍基小章同来，亦为何子贞故物；五为一小端砚，民国十一年得自南京文昌巷（花牌楼）一古董肆。时余甫入初中读书，随身用之廿馀年，之北京、青岛、普陀、匡庐，之日本京都、东京，皆未尝去身，战后携以俱来，与余共事最久，惟此砚矣。沈尹默为刻“思元室”小铭于背，思日本妻前野元子夫人也；六为端砚，以贱价得自重庆鼎新街古董肆，石质甚佳；七为此凤滩绿砚，沉泥质，为钱竹汀故物，紫檀盖，刻钟鼎文亦佳。除旧有思元室小砚，此十年乱离中，凡得六砚，如能宝之勿失，亦足以自娱矣。
珍爱、自得之情于此可见。或许正是这种发生口角后显现出来的“决绝”举止，加之常任侠与金克木对时局看法各异等情况，给金克木留下了极为难忘的印象，竟然在多年之后，演绎为常、徐二位由于志趣相左而“各奔前程”的结论。实际上通过二人在经济上保持着借还钱的事例来看，还算不得反目绝交，恐怕只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已。
1946年11月9日，科学家竺可桢来访印度国际大学时合影。左起：常任侠、巫白慧、徐梵澄、谭云山、李书华、竺可桢、瞿世英、译员。
跳过日记缺失的1947年，不去作任何的无端推测，直接进入到1948年5月19日：“下午徐梵澄来，请其吃茶。与梵澄赴浩拉车站，七时归。”12月28日：“梵澄来未晤。”这时常任侠与中国学院聘期已满，离开了印度国际大学，前往加尔各答的华侨中学担任讲师。对徐梵澄的来访，常任侠款以茶点，一叙阔别情形，再送行赴车站，独自而返，不知诗人的心中，又将浮想联翩出怎样的诗句。去年中秋日，曾与徐梵澄罍樽痛饮，拈韵作诗，留下了“渐觉形影寂，静无猿鸟喧。……既无兄弟乐，更负庭帷恩。郁郁怀故宅，耿耿望里门”“久为羁旅客，按辞容颜赭。醉后乘白云，玉宇任游冶”的惆怅郁勃之句。这之后，常任侠因从事民主活动而遭到印度警方的搜查传讯，徐梵澄的来访未晤，竟然上演了一别三十年“各奔前程”的人间悲剧。然而，二人在印度时期基本上维持着相互联系，无论左倾与中立的政治立场，友谊的小船始终保持着平稳航行。
二
1949年春，常任侠离印返国，途经香港时，受民盟总部和统战部门安排，北上参加新政权文化建设工作。而此时的徐梵澄，转任南印度捧地舍里的室利阿罗频多学院国际教育中心华文部主任，教学之余，潜心从事精神哲学研究，注重探讨法相唯识之学，著书立说，颇有成就，直到1978年底只身返国，经任继愈推荐，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翻译宗教学术专著工作。常、徐二位老友在首都北京重获晤谈的具体日期为1979年4月27日，常任侠日记中这样记载：“晚间徐梵澄来，谈在南印度研究情形。天竺夜谈，为之忘倦，承赠云腿两盒。”笔端流露出融洽而温馨的动人场面。5月15日：“下午晒阳光。徐梵澄来谈读姚鹓雏师有石达开四诗，少年得名。又云王先谦以□事李莲英，得紫禁城走马，国子监祭酒，继又参李莲英，放逐回乡。徐又云，王壬秋写《湘军志》，而不信有战争，亦异闻也。徐梵澄云：学术界提议在我八十岁时，将为出一纪念论文集，徐亦献文一篇。”王先谦于光绪六年升任国子监祭酒。由湖南籍的徐梵澄讲述前贤故实，应该不致离谱。此时的常任侠因腿疾居家休养，难得有老友来访，以破岑寂，特别是徐梵澄对常任侠业师、南社诗人姚鹓雏当年假托翼王石达开之作，风靡一时之旧诗记忆深刻，由此勾引出不少令人称奇的回忆。至于学术界欲为常任侠八十寿辰出版纪念论文集的信息，似无下文。
两日之后：“徐梵澄、常又明、张毅来谈，徐为录出姚鹓雏先生旧作石达开五首七律，人多信以为真，轰动当时。徐又赠所译《行云使者》一册。张云《大唐西域记》Ajanta条，将由余作注。”这是徐梵澄前日访晤常任侠时，见室内悬挂有姚鹓雏为常任侠所书诗轴，其诗曰：“南强北胜兼材美，土沃泉甘得气深。此日元章惟石癖，蚤年皇甫是书淫。白头自愧隆中卧，焦尾谁弹爨下音。饱饭桃花颍水曲，知君会我此时心。”为抗战军兴的1938年1月20日，常任侠辞教从戎，奔赴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三厅时姚师作诗、书赠。由此勾起对姚氏早年从事诗文创作轶闻，徐梵澄带着老友的嘱托，追忆并手录乃师诗作相赠。庆幸的是，这幅用钢笔横书的手迹件被常任侠精心保存，原件书曰：
辛亥革命前后，时人多神往于太平天国，鼓天下之动者，南社诗人其最也。姚鹓雏先生时操笔政，有假托翼王石达开之作，七律五章，风靡一时，青年多信之。盖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者，凡数十年。久后真相亦渐露。尚有冯大全之绝命词，亦赝鼎也。顷见任侠兄壁间有鹓雏书并诗作，因话及此一赝鼎，而任侠不知，嘱为录出。中阙二句，盖记忆不全备矣。梵澄 一九七九，五月十五日（次日又将所阙二句记出，则不阙矣）梵澄再识
（一）曾摘芹香入泮宫，更探桂蕊趁西风。少年落拓云中鹤，陈迹飘零雪里鸿。声价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东。儒林异代应知我，只合名山一卷终。
（二）不策天人在庙堂，生惭名位掩文章。清时将相无专例，末造乾坤有主张。况复仕途多变幻，几何苦海少欢场。那如著作千秋业，宇宙长留一瓣香。
（三）扬鞭慷慨蒞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驘马，万众梯山似病猿。吾志未酬人已苦，东南到处有啼痕。
（四）若个将才同卫霍，几人佐命等萧曹。男儿欲画麒麟阁，早夜当娴虎豹韬。举目河山增历数，到头功业属英豪。请看一代风云会，济济从龙毕竟高。
（五）大帝勋华多颂美，皇王家世尽鸿蒙。贾人居货移神鼎，亭长还乡唱大风。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醴泉芝草无根脉，刘裕当年田舍翁。
徐梵澄为常任侠录诗手迹之一。
1906年，诗人高旭刊行《石达开遗诗》，用以鼓吹革命，宣传反清思想，流传很广。后经罗尔纲考证，全系伪诗。（编者注：《石达开遗诗》共收诗25首，其中20首系高旭本人伪造，另五首，即上引者，总题《曾国藩寄书至赋诗答之》，首见于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作者未明）。徐梵澄之追忆，与《石达开遗诗》略有出入。检《姚鹓雏文集·诗词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亦未见此五首收录之，此处经徐梵澄揭秘伪诗出自姚鹓雏之手，亦可备一说。
同行者张毅所言由常任侠为《大唐西域记》Ajanta条作注，确属得当。在印度时期，常任侠曾依据《大唐西域记》所录，遍访古佛迹，并受徐悲鸿的指引，对印度著名古代遗迹阿旃陀进行过系统研究，撰写有《印度安强达石窟艺术》，又经徐悲鸿推荐发表于1947年3月13日《华北日报·艺术》。同年4月21日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复以《记阿简达石窟寺艺术》为题发表。后经修订，北京图书馆于1955年编印单行本。作者的相关研究文章另有《印度阿旃达石窟艺术与中国的关系》、《印度阿旃达石窟艺术一千五百周年纪念》、《阿旃达——人类艺术的宝库》等。
继续来看1979年常徐二人的交往记载：8月2日：“下午徐梵澄……来谈。”所谈内容见之于翌日所记：
通宵夜雨，醒而不寐，昨与梵澄谈同在泰戈尔大学时事，晨起作《忆堪奴》一绝：“飞鸟朝朝自往还，娟娟新月照林间。卅年印度重回忆，惟念堪奴圣女颜。”堪奴生于贫家，中年为夫遗弃。余在泰戈尔大学任教，堪奴来为执饮，又为苏吉提所怒，一周辞去。大学中国院，只此一人，差堪念耳。
余初至国际大学，食于贵宾西餐室，月九十元。继与院中同人组伙食，周某白食不肯出资，乃自请厨师波拉，继请古鲁尼，又请堪奴，堪奴最勤谨，乃为苏吉提所忌，不安而去，国际大学惟穷人最高贵，如谭云山、苏吉提之类，既无学识，皆败类也。
这里忆及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时的往事，对学院当政者抒发愤懑情绪，自有其原由，在此暂不去深究。
以后因为各自的社会活动及笔耕著述繁忙、身体健康诸原因，往来日渐稀疏，直到两年之后的1981年8月7日，二人在泰戈尔研究会议上再获晤面：
上午外国文学会以车来接，与吴晓铃、戈宝权、廖静文等同赴泰戈尔研究会，在国际俱乐部集会，开幕式颇隆重，到印度大使馆人员及与印度有关人士、大使秘书等，陈涵笙、陈肇源、陈洪进、徐梵澄、季羡林等俱到会。余被邀上主席台。下午再接去发言，讲“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中央电视台录像。
演讲稿后以《怀念诗人泰戈尔与圣蒂尼克坦》为题发表于《南亚研究》1981年第2 辑，收录《常任侠文集》卷六。
1984年8月间有二人互寄资料图片的记录，8月10日：“下午赴东单邮局寄邮件，……及徐梵澄照片。”8月14日：“收徐梵澄函及蒙卧儿画片。”8月16日：“收徐梵澄函及回教画片。”通过寄赠照片和艺术画片，重温往昔共同生活和各自研究的美好时光，使这份长达三十余年的深厚友谊历久而弥坚。
日记的内容未必周详，而常徐二人间的交谊已略见一斑，远非一句志趣相左，则“各奔前程”所能理喻。名家光环下的言论，未必千真万确。
三
常任侠先生去世后，为编辑整理其遗著，我曾致函徐梵澄先生请教相关问题，承蒙不弃，惠函如下：
沈宁先生：本月廿日接到尊函得知各节。常任侠先生多年老友，早归道山，至今悼念。顷知足下编其遗集，此盛德大业事，倘九原有作，读之当无憾者也。来问分条奉答：
张政烺先生虽闻名久，然未识。
如仆所知，滕固未尝与常先生组织中国艺术史学会。自从艺专由滇迁川之重庆，仆即离职而服务中央图书馆。滕先生旋以脑膜炎卧病歌乐山，不久谢世。后事未闻，其子滕留寅不知何似？其戚名林丕基者，服务于艺专，管理财务，离职无依，后由滕之友人陈之迈先生荐往行政院为庶务，得免于困。
仆与任侠先生得见于重庆。其时彼居重庆之美术会。后同乘一军机飞越雪山往印度加尔各答，遂同在该邑之“商谛尼克坦国际大学（泰果耳所创）”任教。彼一年即离去，因其奖学金原订止一年。从此分手，互无音讯。
春来贱躯时感颓唐，不断服西药，罕出门，亦罕见宾客。思足下之所问及仆之所知者，亦只如此。耑复，倘辱承见过，请先通一电话为盼。（659XXXXX）第一“6”字，电话局曾短期改为“8”字，不知近月如何？宜两试。即颂春祺!徐梵澄上 7.22.1999
诵读书翰，徐先生对编辑出版《常任侠文集》颇为关注，并对我之参与其事，多有鼓励，已能感受到那份奖掖后进的一片温存。信中所答内容，亦有不尽准确处，如滕固与常任侠等人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国艺术史学会，有1937年5月间成立会同人合影及发表宣言佐证，毋庸置疑；为滕固亲属推荐工作的“陈之迈”应为时任行政院参事陈克文；常任侠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任教时间为两年，并非一年，也是有常氏自撰简历等为依据的。然而，对养疴中的长者，容或有记忆上的混淆，何必苛责？本已言明婉拒见客，但仍然留下联系电话，意有所期。
徐梵澄晚年照片。沈建中|摄。
当经整理出版之常任侠日记选《战云纪事》样书寄到后，我便忍不住想到趋前拜谒徐梵澄先生，因书中记录了他们二人赴印前的一段交谊。记得那是1999年11月的一个傍晚，我骑车前往位于朝阳区团结湖北里的徐寓，冒昧敲开房门后，但见端坐椅子上的徐先生，正透过清癯面庞上一副眼镜片，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来客，他头顶线织小帽，上身着浅灰色半长衫，颇有一种超凡脱俗的居士风韵。徐先生略略翻阅赠书后，以我不大能听懂的湖南话进行交谈，首先称道常先生诗中“愿身作茧永抽丝”为名句，随即谈到常先生在印度任教时的情况：月薪四百元，较之徐的薪金高出一倍，而其他印度教授们的月薪仅有八十元而已，其丰厚经济收入，过着优渥生活可见一斑。徐先生对常任侠在印度主编《中国日报》副刊事不详，但知道《印度日报》为国民党所办，发行出版亦很艰难，到后来仅能靠翻译国外报纸通讯来维持。当询及二人最初相识情况，徐先生已不大记忆了，告知因早年日记在抗战军兴期间，连同收藏图籍文物及家藏书画等，均毁于长沙大火。之后又聊到与滕固相识于德国柏林大学，滕固研习艺术史，并获博士学位，因艺术史归属在哲学范畴，故称哲学博士亦可。徐先生归国后，应滕固邀聘赴昆明国立艺专讲授西方艺术史，为时不久，因学潮而辞去。滕固患病去世于重庆歌乐山时，徐先生供职于中央图书馆，编辑《图书月刊》等情况。
当我告知滕固哲嗣滕留寅仍健在时，徐先生显得很高兴。提起章克标其人，徐先生亦称“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小说家”。至于徐先生自己在印度的经历，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当大陆即将解放之际，国民政府已无暇顾及在印度学者，因资助经费中断，被迫滞留印度。当时中印尚未建交，1962年边界开战，生活更是困难。我希望徐先生能将自己的传奇经历写出来，留供后人研究，他谦逊地说“不值得一写”。
徐先生的生活很俭朴，环顾室内四周，面积不大的房间中，仅有的两个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线装和平装书，一个长茶几上，放着几本翻开的梵文书，大概是每日阅读或正在从事的翻译用书，这种平淡而隐逸的生活，令我为之仰慕。因顾及徐先生病体在身，不便多所打扰，便起身告辞。不意转年3月初，即惊闻徐先生仙逝消息，回忆当时交谈情形，音容宛在，令我感怀不已。
四
在常任侠遗著中，保留有一篇回忆与金克木交往的文字《关于金克木的情况》，原稿未署写作日期，推测应属浩劫结束后退还物品之一，原文如下：
我是1945年12月到印度加尔各达的，在加城过了几天，就到国际大学去教书。国际大学原名圣蒂尼克坦（Santiniketan），离加城约三百华里，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创办的。内有中国学院，中国人来教书或学习的，开始多到中国学院，我到国际大学就住在中国学院里，中国学院的负责人是谭云山。
比我早来国际大学的有吴晓铃、石素贞、巴宙、巫白慧等，在一次节日，吴晓铃的朋友金克木，从加城来看吴晓铃，由吴介绍相识，过去我同金克木并不认得。
我所知道一点金克木的情况，多半是从吴晓铃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
据说吴在北大念书的时候，金也在北大旁听，因此作了朋友。吴来国际大学研究，金也到了加城，他们继续交往，金来国际大学就由吴招待。
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有几个印度梵文学者，金来访问的教授中，主要有施觉月（印名巴克己）、巴巴尔提等，这两位一个是法国留学，一个是美国留学，都研究梵文（这两个人在解放后都曾代表印度文化代表团来过中国），据说金曾在一个印度庙中，同一个婆罗门高山碧学过梵文，所以来此就正。金不是国际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只是短期来访的客人。
我在国际大学，金来过一次，也曾交谈过，涉及到政治问题的，当时外蒙独立（编者注：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独立），我们民盟的邓初民曾发表拥护的文章，金认为这是汉奸的言论，以后就不再谈了。我觉得他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 ，在政治上意见不一致，就不再谈。
据说金在加城的生活，同人合伙开过饭店，赚得一些钱维持，不知确否？他曾编过一册《加城指南》，在华侨中赚些钱。他编过《中国日报》，也有工资收入。《中国日报》在1946年被人炸毁。
在加城有一家中文报纸，叫《印度日报》，是国民党办的，原由国民党派来的翟肖佛负责，翟后来跟张道藩闹翻了，撤了职务。翟在加城自己办了《中国周报》，这报和《印度日报》对立，在华侨中争群众、地位，由毕庆邦编辑（毕是地下党员，在银行工作，后改名毕德，解放后又改名毕朔望，曾任我国驻印度大使馆一等秘书，现在外文出版社）。1945年翟又改办《中国日报》，态度与《印度日报》不同，比较敢于自由，反映时事，这是我到印度以前的事。到1946年《中国日报》终于被加城的国民党反动派用定时炸弹炸毁，炸死了一名印度工人。我曾去信慰问翟肖佛。过去我同翟肖佛并不认识。表示同情他，他很感动。
1946年夏季，翟又图恢复《中国周报》，请我去编辑，我趁暑期休假之便，去加城试办，不料翟肖佛因《中国日报》内炸死印度印刷工人事，被控赔偿生命损失，又被反动派借此陷害，被拘留数日，翟患丹毒突然死去了，这个报的印刷器材，他在死前转售给了印度人，虽则按约仍请我编《中国周报》，但只能负责文艺版面，其他版面落入《中国日报》原来的人李贻荫手中（后来推测当时炸毁中国日报印刷所的人，就是这个反动分子干的）。我勉强试编文艺版，过了一个暑期。这时毕庆邦暗中来助我写稿，用王思默的名字发表，文艺版又受到李贻荫的干涉，稿子不能登完，就强被停止，我因此愤登启事，辞去编辑。暑期已满，仍回国际大学教书。
在加城时，未同金有联系，金这时曾在《大公报·文哲副刊》发表有关印度文哲的文章，据说受到胡适的赏识和推荐，不久即返国到武汉大学任教去了。
我1946、47两年在国际大学，48年重到加城办华侨教育，金已返国，吴晓铃、石素贞也返国。曾听到吴和金的关系也不和，大概因为泰戈尔《我的童年》一书，是石素贞从孟加拉文原译，后来金克木作为译者发表，发生矛盾。金到北大东语系后，吴、石夫妇，都未能占一席，也曾有所不满（吴现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我1948年到加城办华侨教育，同香港的联系是八路军办事处冯乃超、民主同盟总部周新民，我为新加坡《南侨日报》、《风下》杂志写稿，在《风下》发表《蒋介石的七大罪状》，受到加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攻，国内中统局派去了特务朱俊臣要将我暗杀（朱在解放后被捕，在清河农场劳改，判刑十五年），我因处境险恶，于1949年初返香港，中央统战部电招我来京，在北京将近二十年，未同金有来往，偶然开会见面，点头招呼。金的政治观点，我不清楚，他曾说他深佩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大概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
在国际大学的中国人，都参加过中印学会，金到过国际大学，他是否曾参加过这个会，已不清楚了。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寓所。沈建中|摄影。
有关该信的写作时间，在其1968年7月8—10日三天的日记中有简略的记载，起因是外调人员来调查核实金克木的相关情况，作为被调查者，除去口头回答询问外，还需要提供文字的“交代材料”，9日所记：“下午写金克木材料。1946年时，在印度与金克木相识，金于解放前回国在武汉大学任教，后又到北大东语系。我从1949年春回国来北京工作，又二十年，这二十年里与金无来往，不知他的情况，因将他在印度的情况，写一材料。”材料完成，一式两份，除交由“牛棚”管理人员负责转交给相关外调单位或来人，另行留档存案，10日所记：“将金克木的材料写完五页，抄成两份，交工革会王进朝。”这是“文革”时期配合外调的标准程序。于是乎，这份交代材料的前因后果有了明确的答案。但仔细玩味“交代材料”与日记中所谓归国后“未同金有来往，偶然开会见面，点头招呼”，“与金无来往，不知他的情况”恐非年久失忆，显然是言不由衷的推脱之辞，而“金的政治观点，我不清楚，他曾说他深佩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大概还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表述，在当年险恶的政治运动中，不趋炎附势、捏造伪证、投石落井，而敢于仗义执言，救友人于危难之中，确显“任侠”精神，也是一种两相保全的应变智慧。
研究资料显示，金克木赴印度工作和学习时间为1941-1946年，未曾刊布的常任侠1946年日记中，多次记录了二人的交往情况，如1月28日：“读泰戈尔《我的童年》终了。此书甚有兴味，金克木译笔亦佳。”该译本系商务印书馆1945年7月出版，译者的署名为“止默”，或许正是因为钦佩译者将印度诗翁那充满诗意的回忆文字用纯熟精当的汉语译出，经过友人吴晓铃的介绍，与同为安徽籍的金克木有了长达三十余年的相知相识，2月21日即“与金克木等闲话至夜深”，交代材料中提及的因“外蒙独立”话题引发的“政治上意见不一致”，是否导致金克木对常任侠留下“左倾”印象？
二人这样的闲谈还有数次，多是在暑期间常任侠自国际大学远赴三百华里之外的加城，参与编辑《中国周报》文艺副刊余暇，同友人们聚餐叙谈，如8月4日：“请金克木、石贞子、田君、单守素等在大菜馆午餐。”石贞子即石素贞，吴晓铃夫人，在金克木致沈从文函中作“石真”，其中提到了由现代印语（国语）译本转译泰翁《我的童年》，“译后由吴晓铃夫人石真女士以孟加拉原文校改一过”的事情（金克木《风烛灰：思想的旋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但由译本产生矛盾之说，若非来自当事者讲述，恐怕很难被外人所知的，于此可见常任侠与吴晓铃交谊之密切。8月27日：常任侠“至克木、晓铃处”，这是他与金、吴二人回国前的最后一次会面晤谈，虽然没有具体交谈内容，但佐证了二人于9月之前返国的实情。此外，日记中还有通过金克木代向国内友人汇款寄信的事情，这类零星的记录，为理解当时在印度的中国学者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常、金二人间的交谊，平添了生动鲜活的细节描述，同时也可看作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珍贵史料。
1949年春，常任侠返国后，与当年同在印度的友人们有了更为密切的接触，经常共同参加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也会在高校会议上相逢晤谈。1953年10月29日：“下午六时，丁西林部长邀往萃华楼晚宴，到郑振铎、周一良、金克木、季羡林、殷[阴]法鲁、周克刚等，商讨撰一论文，在印发表。丁部长有所咨询，希望提供资料，余以太戈尔《Talks in China》一书借之，夜返已逾十时。”中国印度友好协会由我国文化艺术界人士发起，于1952年5月16日在北京成立，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1893-1974）担任会长，1953年12月间，曾以团长身份，与副团长夏衍率中印友协代表团赴印度参加印中友协第一次全国会议。此次萃华楼晚宴，从邀约人员、商谈内容和时间上看，显然是为率团出访印度作准备，绝非泛泛应酬。
1955年9月间，纪念印度阿旃陀壁画1500周年纪念展览在北京举行，同时召开纪念会。常任侠在此前的8月22日有如下记载：“上午赴美协布置Ajanta壁画展览。下午十二时三十分，赴印度大使赖嘉文的召宴，到丁西林部长夫妇，夏衍部长，陈翰笙夫妇，季羡林、金克木和我，大使夫妇及参赞夫妇作陪，饮酒尽欢。散后与金克木散步闲谈。……赠赖嘉文大使《中国古典艺术》一册，《中印艺术姻缘》一册。”此事应该与纪念活动有关。常任侠赠送给大使的两种著作，意味深长，前者探讨了我国优秀的艺术遗产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内容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刻等方面论文，于1954年11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列入“中国文艺研究丛书”之一出版。后者则收录中国和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在古代和现代的文化交流研究文章，也是由上海出版公司于1955年7月出版。把酒尽兴之后，常任侠还与金克木作散步闲谈，这已经不是“未同金有来往，偶然开会见面，点头招呼”所能解释的了。1958年1月16日：“五时赴新桥饭店印度大使尼赫鲁返国的鸡尾酒会，遇吴作人、金克木、吴雪等，六时半返。”拉·库·尼赫鲁大使（Ratan Kumar Nehru）任职时间为1955年11月6日至1958年1月23日。从应邀出席两任印度驻华大使召宴的高级别嘉宾身份上看，也能说明常、金等人在现代中印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们在此领域作出的积极贡献。
1997年清明节前夕，我随常氏亲属赴北京西郊万安公墓安葬常任侠先生骨灰，随葬故物中有他生前常用钢笔、所钤名章、所戴眼镜及所持佛珠各一。相邻不远处即为他母亲、原配夫人及嫂子合葬的“三母墓”，铭文为陈铭枢所书。多年游子，与母相伴；一代学人，长眠于此。
2000年8月5日，金克木先生仙逝，安葬于燕京八景“西山晴雪”“香山红叶”风景区内之金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取西山之自然景观，背依苍松翠柏，俯视京华风貌。墓碑镌刻有“北京大学教授金克木之墓”字样，墓主名字疑为采用自书手写体，在碑林之中显得别具一格，映衬着他的大师风范、诗化的人生与智者的境界。
金克木墓。沈宁|摄。
从常任侠先生的老家安徽颖上县到金克木先生的祖籍寿县，相距不过50多公里；从北京万安公墓到金山陵园，仅有3公里之遥。金克木先生有文艺随笔集名曰《咫尺天颜应对难》，语出《左传·僖公九年》：“天威不违颜咫尺。”寓意深远。若借用近义词“咫尺天涯”来形容这对友人生前故后的关系，相识相知却又若即若离，真可引发后人去索隐钩沉那些陈年往事……
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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